基于IMF《世界經濟展望》2017.4
2017年4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在這次展望中，IMF將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3.4%上調至3.5%，對中國的2017年增速預期則從6.5%上調至6.6%。不過，IMF認為，保護主義、技術進步沖擊勞動力市場、老齡化、貧富不均等因素依然給世界經濟帶來下行風險和壓力。根據報告第一章國際宏觀形勢相關內容，筆者做了如下梳理和分析。
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在需求側，特別是投資需求方面的動力在增強，在活躍的金融市場以及制造業和貿易領域期待已久的周期性復蘇的支持下，世界經濟增長率預計將從2016年的3.1%上升到2017年的3.5%和2018年的3.6%。很多因素造就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復蘇，比如說中國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方向投資的增大減小了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的影響，帶來了國際投資總量的復蘇。有一些前瞻性的指標，比如說采購經理人指數，也表示2017年制造業的強力增長。制造業的復蘇帶來了貿易的增長，特別是進口量，因為進口量和一國投資有強烈的正線性關系。
同樣，大宗商品價格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長，IMF主要大宗商品指數，從2016年8月到2017年2月上升了15%，其中，原油價格上升了20% （OPEC達成減產協議），天然氣價格也商戰了月19%，煤的價格暴漲超過20%（特別是澳大利亞和南非）緊接著中國就有了政府引導的煤的減產和澳大利亞生產和運輸的中斷。金屬的價格因為中國房地產投資的加大和產能減少，以及美國財政政策擴張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而增長了23.6%，大宗商品價格的復蘇也帶來了全球通脹率的回升，但通脹預期還是很溫和的，發達國家維持在2%左右。
發達國家仍處于周期性復蘇中，從財政政策角度來看，2017年預計加拿大，法國，德國將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而澳大利亞，韓國和英國將為緊縮的財政政策，日本和美國是比較中性，2018年美國的財政政策將轉為寬松，因為trump的稅收法案若通過將于2018年實施（減輕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從貨幣政策來看，特別是英國和美國，貨幣政策正在走向正常化。由于美國國內需求的上升和通脹壓力，貨幣政策將逐步不再像之前一樣寬松，美國的基準利率預計在2017年上升75bp在2018年上升125bp，在2019年達到長期均衡值，在3%以下。除了美國以外，在其他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還是以非常寬松為主，歐元區在2018年預計仍然是負利率，日本在可遇見的周期里也依然保持0%左右的利率。
但是，具有約束力的結構性阻礙因素還在繼續抑制著更為強勁的復蘇勢頭，風險依然偏向下行，尤其是在中期內。持續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例如,生產率增長緩慢和收入嚴重不均)導致發達經濟體的內向型政策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這些因素威脅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以及有利于世界經濟(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合作性。在這一背景下,經濟政策對于避免下行風險和確保復蘇具有重要作用。從國內角度來說,政策應當旨在實現下列目標：支持需求并在必要和可行的情況下修復資產負債表；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有利于供給的財政措施提高生產率、增加勞動力供給和促進投資；升級公共基礎設施；以及為因技術變革和全球化等結構性轉型導致出現的失業者提供支持。與此同時，許多國家還需要制定可靠的戰略以保持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對不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針對大宗商品收入下降作出調整以及解決金融脆弱性仍然是主要挑戰。此外，還需要開展新的多邊努力以應對一體化全球經濟中的共同挑戰。
美國在2017和2018年將加快擴張，增長預測在2.3和2.5%。復蘇主要由于周期性的存貨積累的復蘇，消費穩健的增長和對于未來財政政策放松的預期。政策預期現在還是在刺激金融市場和增強商業信心，在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測是柔和的，在1.8%左右，主要因為老齡化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減緩。
整個歐盟在2016-2018年的增長都相似，由于擴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財務狀況以及歐元的減弱帶來經濟緩慢復蘇，但同時， 一些國家即將發生的選舉帶來的不穩定性，和未來歐盟和英國關系的不確定性，減緩了經濟的增長。整個歐洲的增長預計在1.7%（2017）和1.6%（2018），其中德國是1.6%（2017）和1.5%（2018），意大利兩年都是0.8%， 西班牙是2.6%（2017）和2.1%（2018），法國是1.4%(2017)和1.6%（2018），但總體中期預測仍然還是整體不樂觀，主要由于生產率低下，人口老齡化，一些國家還有很大的歷史遺留的公共和私人部門債務問題造成了不良貸款很高。
2017年預計GDP增速為2.0%，2018年為1.5%。當前我們看到，Brexit之后有比預期更強的增長，說明前期遇見的退歐帶來的副作用比想象中更慢的被實現。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由于英鎊的貶值帶來的消費者實際購買力的減弱，漸漸會顯示在私人投資的不確定上，未來貿易的壁壘的增加，移民難度的增大，未來金融服務行業潛在規模可能縮小，給跨境金融帶來一定的障礙，這些都會使得中期增長減緩。
凈出口的增加拉動了國內經濟的增長，2017年可能達到1.2%
大宗商品出口為主的發達國家經濟都在復蘇，比如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同時，由于中國進口需求的回升，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的經濟都在2017年有個提高 ，整體平均在2%左右。
2、中國宏觀經濟預測
根據IMF的計算，2017年中國GDP增長預期為6.6%，2018年為6.2%，增長來源于可預見的政府持續對信貸擴張的支持和對通過公共投資的刺激而完成經濟增長目標的強大依賴性。但中期預測是比較悲觀的，持續增長的資源錯配的矛盾和由于注重短期經濟發展的寬松政策和信貸刺激的增長是脆弱的發展方式。
a. IMF給中國近期增長的建議
預計到2017年底直到完成領導人的過渡之前，中國經濟都會保持者比較穩定的增長。重新平衡經濟是比較復雜的，比如將經營活動從生產向服務轉型，比如將需求從以出口和投資拉動轉向由消費拉動。轉型進展滯后的一個關鍵方面來自于繼續嚴重依賴信貸來支持發展，造成了通過日益不透明的金融體系資。近幾年從公司和地方政府債務的快速增長中累積了相當大的風險。隨著脆弱的不斷積累，宏觀政策需要通過接受更慢和更可持續的增長結果來集中解決其他問題，比如減少信貸增長速度使其接近名義GDP增速，提高政策利率，減少公共部門預算，同時增加社會援助預算撥款，衛生支出和失業救濟金支出。
結合這些措施，提高效率的結構性改革優先事項包括放松管制國有企業主導的部門，方便私營企業進入; 一旦損失不可避免，就可以根據需要果斷重組那些無利可圖的企業，補充銀行緩沖; 同時加強戶籍改革，更有效地配合勞工市場空缺與求職者。還需要集中力量，通過遏制影子產品和加強監督框架，在國內資本市場上減小金融風險。
3、其他新興市場分析
從新興市場來看，其他亞洲的新興市場的發展是比較強勁的。印度的中期經濟增長預測為8%，因為重要的經濟改革，突破了供給側的瓶頸。東亞五國都在加快增長，印度尼西亞2017年為5.1%，馬來西亞為4.5%，菲律賓為6.8%，越南為6.5%，都來源于國內強勁的需求。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發展非常緩慢，預計整體在2017年為1.1%， 在2018 預計為2%。但在區域內部還是不一樣的，墨西哥的經濟預測稍微下降了一些，在2017年為1.7%，主要由于收緊的財務狀況和對未來美國和墨西哥之間貿易政策的未知，抵消了美國經濟走強，墨西哥貨幣也相對貶值帶來的好處。巴西在經歷了相當嚴重的經濟倒退之后，預計2018年將慢慢復蘇。2017年經濟預測為0.2%，2016年為1.7%。主要是來源于預計在未來政局慢慢穩定，貨幣政策寬松，并且改革走上正軌，原油價格上升。阿根廷在經歷了去年的經濟衰退后，由于國內消費和政府公共投資的加大以及對外出口的恢復， 預計2017年經濟增長將為2.2%，2018年為2.3%。委內瑞拉繼續深陷經濟危機，GDP 預測在2017年收縮7.1%，在2018年繼續收縮4.1%，國債的利率已經到了31%，而國內準備金只有100億美金，食品的通脹率在二月達到445%
4、影響全球經濟下行的六大因素
自美國大選以來，美國有望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這一預期已促使美元走強以及美國國債利率上升，同時也推高了其他地方的收益率。市場情緒總體強烈,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股票市場顯著上漲。由于經濟活動加強并且未來全球需求預期會 更加強勁，加上商定達成了若干石油供應限制，大宗商品價格得以從2016年初的低谷回升。
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發達經濟體的總體通脹率已經上升，但核心通脹動態仍處于低水平且具有異質性(與產出缺口的多樣性一致)。核心通脹水平在此前最低的地方(例如日本和歐元區部分國家)略有升高。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總體通脹率也因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而上升，但在一些國家，這種上升趨勢已經隨著2015 年和2016年初貨幣急劇貶值帶來的傳導效應的持續消退而減弱了。 然而，風險依然偏于下行，尤其是在中期內，因為普遍存在政策的不確定性。活躍的市場情緒暗示目前存在著較多有形的短期上升潛力，但考慮到下文所討論的各種來源的不確定性,避險情緒可能急劇上升。中期增長面臨的風險似乎更為明顯不利，這同樣是因為美國和中國未來不得不取消或逆轉政策支持以避免不可持續的財政動態。更一般而言，下行風險源于若干潛在因素：
a. 向內向型政策轉移，包括傾向實行保護主義的趨勢，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因貿易和 跨境投資流減少而放緩。
b. 美國加息步伐快于預期，可能引致全球金融狀況更快收緊，美元大幅升值，從而對脆弱經濟體造成不利影響。
c. 金融監管大力收縮，可能刺激過度冒險并增加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d. 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狀況收緊，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國金融體系中與信貸快速增長相關的脆弱性不斷增加，以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資產負債表薄弱持續存在。比如說中國持續的信貸擴張，近期資本外流現象的回潮說明大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雖然中國股市仍然保持平靜，但債券市場出現動蕩。中國人民銀行收緊短期流動性的努力在2016年底推高了回購利率，大幅度提高債券利率，造成以杠桿投資債券者的虧損。這一次市場動蕩提醒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政策偏好維持較高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短期內處理公司債務和貸款信貸方面進展有限。然而，由此產生的持續資源分配錯誤在中期提高了中國的破壞性調整風險。另外，國際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外部觸發因素，如發達經濟體或國內轉向保護主義，可能導致中國財務狀況更加緊張，資本流出壓力可能加劇，對需求和產出有不利影響。正如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市場動蕩所證明的那樣，其他經濟體對中國動蕩的溢出效應可能很大，主要是通過商品價格和全球金融風險規避。
e. 在部分產能大量過剩的發達經濟體中，需求疲軟、通脹低迷、資產負債表薄弱以及生產率增長乏力之間形成了負面反饋循環。
f. 非經濟因素，包括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國內政治分歧、治理薄弱和腐敗的風險、 極端天氣事件，以及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
這些風險彼此關聯，可以相互增強。例如，向內向型政策轉移可能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全球避險情緒上升有關；非經濟沖擊可能直接對經濟活動產生壓力，并損害信心和市場情緒；全球金融狀況收緊步伐快于預期，或發達經濟體轉向實行保護主義，則可能加劇中國的資本外流壓力。
因此，政策選擇對于規劃未來前景和減少風險而言至關重要。為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諸多挑戰，需要通過多邊合作方式支持個別國家采取行動。開展集體行動的重點領域包括：維持開放的貿易體系、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建立公平的稅收體系、繼續支持低收入國家實現其發展目標，以及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只有各國政策制定者制訂應急預案和集體措施，才能有效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下行風險。